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
其一，在传统民法中，公正（Justice）的内涵被限定为自愿，而且是形式的自愿。这样的概括规定，为人身利益的侵权保护提供了更开放的机会，同时，具体个案的确定也就更加依赖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官的个案权衡了。
这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努力。在社会思潮方面，尽管说人权处理的是免于公权暴政的人类难题，它关怀的是个体在政治权力中的处境，但它时时呼唤和诱导着有良心的法学家去关怀人个体在社会竞争中的处境，亦即关怀人被社会奴役这另一个人类难题。它是第二代权利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的积极自由，具体包括免于饥饿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悬置公序良俗的考量，杨白劳把喜儿卖给黄世仁，在民法看来那也是公平正义且合法的。近现代公法解决了人受公权奴役的这个难题。
我们在阐述人权或者宪法权利的时候，一定要在市民社会/国家和私法/公法二元划分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离开了这种基本框架，会造成对这些概念的严重误解。这两大原则逐步完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已经成为统驭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总方针。《美国隐私法》第e条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在对任何人做决定时，其所运用的档案记录，均应保持正确、最新及完整，以使其在做成决定之时，能合理保证对该个人具有相当的公正性。
第三点是关于胎儿的个人信息。第二条，对个人信息控制者而言，他们收集了信息以后制成了个人信息数据库，数据库上的权利是财产权知识产权，这项权利是由信息控制者掌握的。要强调的是，公开并非指个人信息内容之公开，而是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政策的公开，信息内容是要保密的。石佳友：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第三个小问题给大家汇报一下个人信息是什么？第一种学说认为个人信息就是隐私，这是美国的主张。我国台湾地区的个人资料保护法，我记得是在1995年的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施行细则里面列举了110种特定目的，比如学校收集个人信息的特定目的就是学籍管理。
这也与目的相关，是指个人信息在利用时应该严格限定在收集的目的范围内，不应作收集目的之外使用。胎儿是不是人这一点也有争议，有的认为怀孕第七周有痛感就是人，有的认为要更久，我国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不会选择是第七周。学生拿到范本后第二天就跟我说德国不以人格权而是以隐私权来保护个人隐私。但我认为，个人信息权可以纳入隐私权的保护中。
听了齐老师的报告我自己很受启发，尤其是开放平台模式下信息保护问题，我说三点意见：第一，如何界定权利性质。还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个人信息是谁泄露的，我告谁？我国的法官可能要是按照欧洲市场份额判断可能的个人信息侵权主体，可能还有点难。我们回顾一下1980年OECD确定的基本保护原则。至于我们电脑或者云里面的，我预计再过五年电脑内存、硬盘不需要，就需要键盘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QQ的案例，受孟老师的启发我又有了新的想法。这一整套的东西有的是制度、有的是技术、有的是信息伦理。
因为如果我们的执法机关还未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公权力是一个双刃剑，有些时候会主动找到个人，所以由他作为运动员和裁判员的网络环境还不适宜网络实名制。比如说我们的信息不能传递给津巴布韦，就通过法国传给津巴布韦。
下面请涂永前研究员进行评议。因为，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内容就构成对个人信息的泄露，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具体来说，民法先行确认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地位——个人信息权。在讨论个人信息权时，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说：有人认为如果个人信息成为一种权利了，那不是会把姓名、肖像都包含了吗？其实，这是允许的。所以，对已经收集到的要控制在反滥用的范围下。腾讯用户量大，那么游戏就可以放到腾讯上，腾讯赚了钱以后会分成，腾讯是没有开发风险的。
首先看一下所有权说，印象中上海有学者主张这一观点，最强力主张的是刘德良教授。QQ号作为知识产权而言，是腾讯的。
所以，我们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会对于何种信息可以采集、何种信息禁止采集给出答案。听了几位专家的评议我确实很有收获，也找到了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加强的方面，表示感谢。
但如果认为这不是财产权，而是合同债权，允许在一定期限用我公司提供的虚拟空间，到期后或者一定条件下我收回，那这就不是财产权就不能继承。首先，我先回应石老师的看法。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在欧洲可以援用第八条私生活保护，可能私生活的概念更符合，不是狭义上的隐私。此外，齐教授还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还有大家关注的网络实名制，这必须要推行、尽快推行。但目的一定要合法，基于国家安全、侦查等等。
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关注过，包括欧洲也是，欧洲很多国家拒绝这种权利，因为如果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享有公开权，为什么还要接受这种权利？完全可以用合同、用姓名权名誉权界定，但是这时候又牵涉到赔偿问题。所以，肯定不是一种财产权。
具体指个人信息应该遵从其特定目的，在特定目的范围内必须保持完整、正确及时新。第三种人格权说，我们认为个人信息体现的是一般人格利益，个人信息的保护应该采取人格权的保护模式。
开会时，刘教授常说：我和爱民是好朋友，但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江苏、深圳已经专门制定了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所以我们亟需制定国家层面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来约束公务机构、商业机构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但有原则就有例外，很多情况下的例外情形都有法律确认并列举，不是由企业自行操作，比如为了个人的重大权益等。我国台湾1995年《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施行细则也明确规定，个人资料是指有生命的自然人的资料，不包括已死亡之人。只有本人才有权决定是否提供其个人信息。在美国认为赔的不够的时候，就提出了公开权或者商品化权。
因为大陆法系对于所有权的界定，是建立在有体物基础上，个人信息肯定不是有体物。比如，有形财产是不分国家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赶一头猪去阿拉伯肯定会成为噩梦，猪在那里也不是财产。
商业机构而言就是其在收集个人信息之前确定的特定目的，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同意。所以，对外国人个人信息的保护我认为主要是基于同等保护，保护法对外国人的个人资料实施同等保护并不能认为外国人是内国法主体。
匿名化处理，比如分析出大学一年级的男同学喜欢用海飞丝就可以直销了，这时大一的男生就会收到购买海飞丝的邮件。不仅仅是权益保护现象，还涉及到信息产业整个的发展。
